
增强韧性:农食系统转型与中国启示
编者按
为更好了解国际理论前沿和有价值观点、提升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能力和水平,202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启动国际合作开放研究平台建设,机制性邀请国际一流专家学者来访,与中心主要负责人、相关负责人、有关研究部门深入交流研讨。两年多来,已有六十多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外国政府前官员、国际经济组织官员或前官员受邀来访中心,就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分享观察见解和研究思考。这些跨越国界、充满智慧的真知灼见,不仅能为中国发展提供镜鉴,也为世界理解中国打开了新的窗口。为将这些前沿思想分享给业界及企业,中国经济时报自2025年9月22日起开设“全球观.中国策”版面,聚焦前沿理论与学术观点,以深度报道架起中外思想者对话的桥梁。本期聚焦“增强韧性:农食系统转型与中国启示”,以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克里斯托弗.巴雷特近期在国研中心国际合作开放研究平台学术讲座上的主要观点及与专家的对话,探讨“十五五”时期如何走出一条具有韧性的农食系统转型与中国发展之路。
克里斯托弗.巴雷特
克里斯托弗.巴雷特(Christopher B.Barrett),出生于1963年11月,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并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被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称号。他是《食品政策》(Food Policy)期刊的联合主编、《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编委会成员。他长期从事国际减贫、粮食安全、农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聚焦低收入农业经济体结构转型政策、创新和技术变革,已出版学术著作21部,发表高水平论文270余篇,在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及资源经济学等领域论文的全球被引排名均稳居前五。他的代表作包括《贫困陷阱经济学》《粮食安全与社会政治稳定》《农食系统技术创新展望2022》《农食系统转型的社会技术创新组合》等。
以往对社会保障网覆盖不足与农业创新滞后的忽视,加剧了农食系统面对冲击时的脆弱。增强农业发展韧性没有单一的“灵丹妙药”,必须依靠技术、制度与政策协同作用的“创新组合”。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张娜
■见习记者姚俊臣
近年来,全球农食系统在地缘冲突、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粮食价格波动等多重因素冲击下脆弱性凸显,同时面临营养失衡与公平性不足等深层次挑战。根据《2025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2024年全球饥饿人口约为6.73亿,尤其是在非洲等脆弱地区的人群难以获得可负担的食物。
“必须通过农食系统转型增强农业韧性。”近期,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克里斯托弗.巴雷特受邀到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国际合作开放研究平台开展学术讲座,围绕“在农食系统转型中提高农村发展韧性及对中国的启示”演讲主题,分享了他的观察见解和研究思考。
他强调,以往对社会保障网覆盖不足与农业创新滞后的忽视,加剧了农食系统面对冲击时的脆弱。在农食系统转型中增强农业发展韧性没有单一的“灵丹妙药”,必须依靠技术、制度与政策协同的“创新组合”。
当前,中国正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巴雷特与国研中心专家学者的对话交流中,共同探讨了中国如何通过农食系统转型提升发展韧性,应对挑战并把握机遇。
建立健康、公平、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农食系统
转型势在必行,但须目标明确。巴雷特提出的“HERS模型”提供了一个清晰框架:农食系统应稳步实现健康(Healthy)、公平(Equitable)、有韧性(Resilient)和可持续(Sustainable)四大目标。
健康,意味着推动饮食结构向多样化、营养化转型。巴雷特指出,过去的农业研发与政策多聚焦提高产量、保障热量,这在粮食短缺时代至关重要,却已不适应当前需要。当前全球突出挑战是肥胖与微量营养素缺乏等“隐性饥饿”。因此,转型必须超越单一“增产”逻辑,既要推广全谷物、果蔬、豆类等天然健康食物,也可借助生物强化等技术提升食物的微量营养素含量。
公平,核心是保障农食系统价值链上所有劳动者的公平权益。全球大多数贫困人口仍居住在农村并主要依赖农业为生;即便在城市,贫困劳动者也广泛分布于食品加工、配送、餐饮等环节。必须着力改善劳动者工作条件,促进收入公平分配,并通过技术扩散与能力建设,逐步缩小全球农业生产率差距。
有韧性,是指系统抵御冲击、适应压力并实现转型的能力。这既包括应对干旱、疫情等突发冲击,也涵盖适应资源退化、气候变化等长期压力。提升韧性可通过作物多样化、供应链多元化来分散风险,也可借助天气指数保险等金融工具缓冲损失,最终推动系统在波动中向更优状态演进。
可持续,是指农食系统必须在健康的生态环境中运行。过去半个世纪全球粮食产量的增长,严重依赖耕地扩张、水资源透支以及化肥农药的大量投入。农业贡献了全球约四分之一温室气体排放,消耗了85%的淡水,并占据了人为活动所用的80%的氮和90%的磷资源。因此,转型必须显著降低农业的碳足迹、水足迹,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健康的长期平衡。
农食系统转型需要系统性的“创新组合”
历史经验表明,农业发展的风险与挑战中往往蕴藏变革潜力。20世纪30年代,北美地区在沙尘暴、土地退化与经济大萧条的多重打击下,农业生产率却逆势上升。巴雷特认为,推动这一转变的并非单项技术,而是氮肥规模化生产、水土保持工程,以及美国政府通过公共工程计划扩大社会服务、投资农村基础设施等举措的有效结合。
同样,20世纪60年代起,面对人口激增与农业停滞的压力,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通过推广改良品种、改善灌溉条件、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等一揽子措施,实现了粮食自给与农业快速发展。
无论是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农业复苏,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成功的解决方案从来都不只是技术性的,而是包含技术、制度、政策与社会维度的系统性“创新组合”。巴雷特强调,具体组合取决于当地资源禀赋、地理环境、文化习惯及政治经济现实。农食系统转型没有单一的“灵丹妙药”,必须依靠系统性创新。
中国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有益借鉴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全球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世界粮食危机后约20年间持续农业研发投入所产生的滞后效应。然而,进入本世纪以来,除中国、巴西等少数国家外,全球尤其是许多发达国家对农业公共研发的投资趋于停滞甚至削减,导致TFP增速明显放缓。
巴雷特指出,在政府对农业财政投入难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需要合理分配资金,必须在直接补贴生产者与投资长期研发之间作出战略权衡。从长远看,研发投入虽见效较慢,却是惠及后代、推动转型最具持续性的投资。
“中国在农业研发投入上已领先全球,”巴雷特强调,“当前中国的公共农业研发投入约为美国的五倍。中国的方向是正确的,应当坚持下去。”但他也提醒,中国与许多国家一样,面临直接生产者补贴规模庞大的现实。长期维持高额生产者补贴可能对公共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他以美国为例说明,若持续削减研发预算、扩大直接补贴,可能导致创新动力衰竭和长期竞争力不足。因此,农业补贴政策应逐步转向支持生态保护、技术研发等更具持续性的领域,而非过多投向产量补贴。
除公共投入外,中国还构建了富有活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巴雷特肯定了“科技小院”模式:通过师生驻村,将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显著提升了农户的生产效益。
展望未来,中国的经验对世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巴雷特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全球食品消费增长将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中国在生态条件、小农基础与价值链结构上与这些地区具有相似性,因此其经验具备较强的适配性与推广潜力。
此外,他认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在食品消费总支出中,流向产后环节(加工、物流、零售、餐饮)的占比持续上升,这意味着未来农食系统的就业增长将更多发生于农场之外。中国在产后价值链创新与农业电商模式等方面的探索,正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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